超龄农民工只能被“清退”吗？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群峰
发于2022.4.4总第1038期《中国新闻周刊》
3月18日，一则关于“修建业清退超龄农民工”的报道引发关注，并冲上了当天的微博热搜榜首。报道称，现在施工现场已经难寻60岁以上的农民工，甚至跨越55岁的都少少。包罗上海、天津、深圳等天下多地已发文，对修建企业招录和使用超龄农民事情出治理和限制。
修建行业属于高强度和高风险领域，一些涉及农民工尤其是老农民工的事故时有发生。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生长研究所所长郑风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岁数过大的农民工，干重体力活容易泛起问题，以是有些地方上就爽性“一刀切”，给他们划定一条岁数线，对越线者一概不要。比起青壮年农民工，这类群体的事故发生率确实会高一些。一旦发生重大事故，父母官员就会晤临被问责和赔偿的双重压力。“一刀切的做法有些简朴粗暴，地方上也有推卸责任的嫌疑，对这类群体下清退令，迫使他们脱离修建工地，折射出多方面的现实逆境。”
平安保障只能靠“清退令”？
多地之以是会泛起清退超龄农民工的征象，缘故原由在于有些修建工地的中暮年农民工泛起过事故，甚至猝死征象。2021年6月7日，江苏省泰州市住建局宣布一则高坠事故转达称：“近期我市修建工地发生多起高处坠落事故，两起事故亡者岁数跨越60周岁。下一步将规范施工企业用工岁数治理，阻止18周岁以下职员、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施事情业”。
对修建工地从业职员作出岁数划定并非新生事物，多地在发文时也示意过有出于平安方面的考量。人民日报外洋版旗下“侠客岛”援引深圳某工程监理公司事情职员的话称，10年前深圳正规工地已不再招聘60岁以上农民工。“岁数大了，体力精神不支，发生作业事故概率随之增大，从施工风险及农民工小我私人生命平安思量，超龄农民工不宜再从事施事情业。”
2021年5月，深圳市修建工程质量平安监视总站宣布的相关通知称，严禁使用未成年(18周岁以下)职员；原则上不使用跨越国家法定退休岁数(男性60周岁、女性50周岁)的工人。
2019年，上海市住建委、市人社局和市总工会配合发文，明确划定：阻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三类职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修建施事情业。同时还划定，阻止55周岁以上男性、45周岁以上女性工人进入施工现场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稀奇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影响身体康健以及危险性、风险性高的特殊事情。
上海市建设工程平安质量监视总站平安科科长崔勇回应称，2018年整年修建业平安生产事故造成殒命的职员里，跨越60岁的占比到达15%，而那时修建从业工人中，跨越60岁的占比仅有1%。在此靠山下，思量修建施工高处作业多、露天作业多、手工及繁重作业多等高危特点，超龄带来的体力和意识问题都与风险要素相关，再加之施工现场栖身条件差、重体力要求的高盐高油饮食等对暮年人康健均十分晦气，因此上海市住建委团结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在2019年研究出台了相关文件。
去年另有多地出台相关清退令。例如，2021年5月27日，荆州市住建局宣布通知，明确阻止60周岁以上男性和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施事情业。同年6月11日，南昌市城乡建设局宣布通知明确：阻止以任何形式招录和使用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从事修建施工现场“高空、高危、高风险、重体力”一线作业。
值得注重的是，一些在宣布“清退令”时，也预留出了一定的弹性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注重到，在天津市住建委下发的相关通知中，虽然明确“施工单元与修建工人签署劳动条约时，应当严酷执行国家关于法定退休岁数的划定，对男性跨越60周岁、女性跨越50周岁的不得签署劳动条约”，但同时还划定“因特殊情形确需放置或使用超龄修建工人的，施工单元应当对超龄职员康健证实(康健证实有用期为1年)举行核验，并凭证项目详细情形合理放置事情岗位”。
面临各地的划定，舆论回响纷歧。武汉大学中国墟落治理研究中央副教授夏柱智接受媒体采访时以为，阻止“超龄农民工”从事修建施事情业，这一政策在天下多地已落实数年。应该说，有关划定相符劳动力市场要求，也相符国家对相关领域的治理要求。
为强化对修建行业用工的规范化治理，在国家层面也出台过相关划定。2019年2月17日，住建部、人社部团结制订并印发了《修建工人实名制治理设施(试行)》，要求修建企业应与招用的修建工人依法签署劳动条约，对其举行基本平安培训，并在相关修建工人实名制治理平台上挂号，方可允许其进入施工现场从事与修建作业相关的流动。该设施划定，修建企业应配备实现修建工人实名制治理所必须的硬件设施装备，施工现场原则上实行封锁式治理，设立进进场门禁系统，接纳人脸、指纹、虹膜等生物识别手艺举行电子打卡；不具备封锁式治理条件的工程项目，应接纳移动定位、电子围栏等手艺实行考勤治理。相关电子考勤和图像、影像等电子档案保留限期不少于2年。
不外，在社会学博士、武汉大学中国墟落治理研究中央研究员吕德文看来，农民工群体从事的许多行业存在非正式用工问题，在治理上也应该有特殊性。凭证《中国天真用工生长讲述(2022)》蓝皮书的披露，2021年修建行业的天真用工职员占总用工数比例到达76.60%，在观察的各行业中比例最高，天真用工人数为4449.6万。
“从稀奇正式的用工(好比有体例的机关职员)，莅暂且性用工(好比人为日结的修建工地职员)，有异常长的用工链条和庞大的用工形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农民工从事的许多事情，具有暂且性、季节性和不牢靠性特点，有些用工单元也喜欢用这些天真用工职员。从社会学角度讲，这种用工形态上是异常正常的。他以为，农民工的平安保障跟天真用工的需求是两码事。“在客观上，我们需要天真用工，应该尊重这种行业现实，要让天真用工有充实的存在空间，政府不应该划定岁数线，对这种用工方式过多干预，没有需要逼着这类职员脱离修建工地。要降低事故发生率，应该通过提高工地平安措施，限制用工时间等手段来实现。”
“无奈刚需”背后的用工欠缺
只管在政策层面官方有明确的划定，在执行时修建企业也用到了科技手段，但在现实中，面临超龄农民工强烈的打工意愿，和用工单元对超龄农民工的“无奈刚需”，“清退令”执行起来并不理想。
清明文化传承千年 多元节俗接轨现代生活
古人乐踏青 今人“花式游” “现在的清明节，实际是中国古代清明节气、寒食节和上巳节等三种节气、节日互相交融的结果。梁犇 摄 古时“纸灰飞” 今时“鲜花开” 清明兼具自然与人文内涵，它既是自然节气点，也是中国传统春祭日。
江西抚州市一位包领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多次用过60岁以上的农民工。在一些农村，后裔娶亲、给孙子办生日宴时，很考究排场。一些农村老人上了年数，但自我感受身体还可以，就想出来多挣点钱。“他们很敬业，来工地干活险些不会迟到，但事实年数大了，反映也缓慢，还容易磕磕碰碰，体力又跟不上，只能做些拉车、搬砖的活儿。他们的人为一样平常是天天200多元，日结。”
他先容，现在修建工地上的农民工，70后是主力军，80后不算多，90后很罕有。他现在正在用的农民工，最年轻的4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有70多岁。“用超龄农民工也是无奈之举。年轻人不愿来，有的宁愿在家打牌也不愿来修建工地打工。”
这位包领班示意，现在规模较大的修建公司用工已经对照规范，他们不敢用超龄农民工做高空作业等风险高的活儿，还会对相符条件的农民工发门禁卡，或用人脸识别手艺，一些上了年数的农民工也办不了门禁卡。“然则，他们会找到像我这样的小包领班，由于我招不到年轻人，一些简朴的活又总得需要人做，就只好用他们。”
为了“规避”羁系，另有不少变通设施。根据划定，给农民工发人为要提供其身份证和人为卡。“他们来填报小我私人信息时，为了‘相符岁数’，就给我提供他们儿子或女儿等人的身份证等，我也把人为打到他们提供的账号里。实在，我没跟他们的子女发生任何劳务关系。”
郑风田称，改造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生长，修建工地的用工需求量激增。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为都会生长作出了孝顺，也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随着他们岁数的增进，许多人本应该退出又脏又累、风险还高的修建行业。然则现实中，用工方又难以招到青壮年的农民工，甚至泛起“用工荒”，在这种靠山下，用工方对这类农民工的使用也有一定的现实考量。
他示意，我国的修建工地市场现在还处于低成本扩张状态，有些包领班为了拿到条约就低成本报价，然后为了压缩成本就招这些廉价的暮年劳动力，这也确实容易带来平安隐患。但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存在“一刀切”式的岁数歧视，就会把修建方的用工需求和暮年人的就业需求都给堵住了。“清退令”看起来珍爱了农民工的利益，但却忽略了他们的一些合理诉求。“修建工地现实中以中暮年农民工为主，在不能签条约的情形下，可能导致修建领域层层分包，泛起农民工干了活却拿不到人为的征象。”
吕德文调研时发现，有些超龄农民工之以是想继续留在修建工地，也是出于家庭的需求。随着都会化历程的加速，许多人的子女不愿做“二代农民工”。这些暮年农民工留在修建工地打工，也是为了有一些更高的收入，辅助子女留在都会中。“有些老农民工以为，虽然回家种地卖菜也能知足生计问题，然则为了帮子女在都会买房安家，他们选择继续务工。”
“虽然制订清退令的起点是好的，但政府更要尊重市场纪律和国情。”吕德文指出，若是修建工地的用工方想招到年轻的农民工，就只能提高人为。但包领班往往希望压缩成本，不愿提高人为。他曾在多地走访调研时发现，现在修建工地的农民工，天天有二三百元人为，一些有手艺含量的手艺工甚至天天能挣到四五百元。从修建企业角度看，用工成本已经不低，超龄农民工对这个待遇也对照知足。现在的招工和用工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一旦强行出台政策打破，只会造成用工方招不到人和暮年农民工被迫脱离修建工地的事态。“这既不相符市场纪律，也不现实，更没有需要。这也是许多地方出台过多次清退令，却无法落实的一大缘故原由。”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研究员丁大建多年来从事劳动力市场研究，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现在我国低手艺条理的基础劳动力存在不足征象。“许多行业是缺低条理的劳动者。农村的人该出的都出得差不多了，年轻人现在许多上学了，或者不爱做对照苦的体力劳动。若是(岁数)卡得太死，这个行业的劳动力供应就会晤临欠缺。”
超龄农民工的“养老焦虑”
在清退令受到热议的同时，农民工群体老龄化也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2021年4月30日，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观察讲述》显示，2020年天下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平均岁数为41.4岁，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而2016年的数据为19.1%。
在武汉大学中国墟落治理研究中央副教授夏柱智看来，中国农民工总量约2.9亿人，规模十分重大，在人为水平提高、权益保障到位的基础上，仍有相当数目的年轻人愿意加入农民工队伍。此外，修建施工领域信息化、自动化水平不停提高，用工种类日趋多元，用工结构不停调整，整个市场对重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将逐步削减。
一方面是超龄农民工数目越来越重大，一方面是市场对这部门人的需求量下降。在这样的靠山下，这部门农民工将何去何从？
郑风田示意，地方上应该变堵为疏，来综合性解决相关问题。首先，修建工地有些工种，若是着力大、危险性高，就不允许老农民工来做，然则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活儿照样可以允许他们做。其次，必须看到一个现实问题是，同样岁数的老人体质也会有较大差异，有些人60多岁，身体条件也可能异常好，因此应该定期对他们做一些体检，若是身体的一些主要指标没问题，也可以让他们从事相关工种。再次，一些都会的主政者，若是非要让他们脱离修建工地，也应多一些人性化思量，思量到他们的务工需求，好比指导他们在都会从事一些环卫、护工等事情。“通过这样的综合措施，既能解决一些单元的用工需求，还能施展暮年农民工的余热。”
夏柱智建议，修建业“清退”超龄农民工，除了保障平安外，还要与权益保障相衔接。现在农民工社会保障系统中，农村住民“有地种、有粮吃、有房住”的兜底系统已经建成，城乡住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逐步完善，子女支属也能为其提供基于传统伦理的保障。对于仍想事情挣钱“再为家庭出把力”的超龄农民工，有关部门应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实时跟进，为劳动者提供需要就业信息，预留维权通道，做到应援尽援。
吕德文在调研时发现，不少修建工地的农民工不愿缴纳社保。中国经济网谈论员梁瑜称，由于历史欠账，许多超龄农民工缺乏缴纳养老保险意识，再加上跨省转移接续难，不少人被迫中止社保，甚至弃保。于是，原本应该“多缴多得”的养老保险，许多农民工却只能无奈地选择“能少缴就少缴”。退而无依、老而不休，养老焦虑下，超龄农民工群体越来越重大。要确立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系统，做好养老保险异地统筹事情，让更多农民工老有所依。
在今年两会上，天下政协委员、北京市科学手艺协会常务副主席司马红称，天真就业群体参保难的问题，是农民工历史遗留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延续。她建议，鉴于许多非事情地劳动者未在事情地缴纳社保的现实，将社保的社会统筹部门金额与缴纳地解绑，企业与小我私人缴纳用度，均纳入社保权益转移接续局限，实现“钱随人走”，以支持更多天真就业群体纳入高保障的社保系统之内。
丁大建以为，解决超龄农民工的生涯与就业问题，短期内接纳柔性政策，动态调控用工平安是现实的设施。耐久看，照样应该通过试点，思量用人单元和劳动者扩大工伤保险制度笼罩局限、开展跨越法定退休岁数职员试行参保事情，同时，在一定局限内提高难题农民工群体的兜底性保障制度。
除了进城务工职员，整个农民群体的兜底性保障水平也有待进一步增强。郑风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他领会，现在除了北京、上海等少少数地方的农民到一定岁数后，每月能拿到800元到1000元的养老金，天下大部门农民一个月只能领到一二百元的养老金，险些可以忽略不计。国家相关部门应该提高农民的养老金水平，好比在现在的基础上，提到300元~500元。“这既能体现出国家对农民的重视，也能削减超龄农民工外出打工的需求。”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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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驰】